雄安将试验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 河北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在土地方面，中国政府引入香港经验，制定了土地法，开启了以土地为城市化、工业化筹资的新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房地产行业走向香港模式。

政府垄断土地供应，通过融资平台实现土地资源收储及抵押，独享土地一级开发的增值收益，进而维持高负债、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土地稀缺性逐步上升，房价高涨。

但随着这几年实体经济的衰退，对于庞大的政府来说，手中唯有变现能力的资源仍然是土地，因此，在今年三四线城市的去库存运动中，我们看到伴随着城市基建的投资力度，拆迁货币化安置政策的实施，各地楼市库存量都在逐步的减少，但土地价格也随之高启，房价也随之上涨。

中央提出要把雄安打造成绿色智慧、生态环境、高端产业的创新城市，雄安新区如果继续走香港模式，肯定会“出师未捷身先死”，香港模式，必将抛弃。雄安新区房地产试行方案，是以公租房、廉租房为主的建设模式，类似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是以政府分配为主、市场销售为辅的国民住房政策。以80%的公屋为主体，18%私有房屋为辅，2%的政府出租房为补充的住房制度，这种制度实现了人人有其屋。

在过去40多年里，新加坡政府共兴建了近百万套的公屋，使大约85％的国民住进了公屋。85％的普通收入家庭拥有自己的公屋，其中大多为面积在100平方米左右的三室一厅，而租住一居室或两居室公屋的低收入家庭仅有大约10％。

新加坡的公屋类似我国的经济适用住房，是一个介于私有和公有之间权属类型的住房品种。是没有土地权属的，价格不是由房屋成本决定，而是由国民平均收入而定，它的价格与成本之差部分是由政府承担的，由于它的价格是由国民的平均收入而定，因此70%以上的人都能买得起公屋。是保障人人有其屋的支持体系。

这种支持体系首先是靠强势有效的政府来保证的，新加坡的建屋局－－HDB是代表政府行使这方面权利的主体，而必要的法律保障也为政府做到强势、有效提供了必要支持：在拆迁方面只要被拆迁区域内80％的业主认同所持有的物业定价并同意拆迁，政府就可以依法对这个区域内不同意被拆迁的人实施强拆。

其次是它的住房公积金和提供的按揭贷款及贷款利率让人人都能买的起公屋。再次是政府正确、长期有效、稳定的政策保障了新加坡地产业的稳健持续发展。

周三，做客“人民直播”时，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邬贺铨表示，中央给雄安的定位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区，也包括对房地产管理的改革，雄安将试验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雄安有一个新的机会，很多人认为这个地方原来房价很低，这个正好是出手的机会，但是我们已经吃了过去房价失控过快上涨的亏，不能让新区再重蹈覆辙，”邬贺铨还指出，“我们希望，雄安具有的一些吸引投资家，吸引企业入住的这些条件，会被房价所解构，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而且在炒房的过程中，可能更多得利的是一些投机者。”

邬贺铨指出，除了传统的模式，发展房地产还有很多思路，例如新加坡模式，即政府直接管理部分土地，建成廉租房，房价很便宜，让需要住房的人能住。“我们希望雄安能吸引创新创业者，希望年轻人、有抱负的人去，他们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买房，政府有大量的公租房来支撑。”

除了公租房，邬贺铨还表示，可以让“真正需要落户的来买房，按落户的标准来买”。

谈及落户，邬贺铨透露，中国未来将在河北进行户籍改革，兼顾医疗改革、教育引进以及创业优惠等措施，从而提高雄安新区户籍的“含金量”，缓解“大城市病”，吸引更多投资者选择雄安新区，而不是一味地落户北京。

邬贺铨指出，能否通过雄安探索出一条在发展房地产的同时，控制房地产价格，保障民众住房需求的路，“也是雄安新区的一个任务。”

邬贺铨解读称，“千年大计”意味着，希望雄安新区起的作用，绝不仅仅是京津冀而已，还看得更远，希望能在全国的发展中起到榜样。

邬贺铨预计，到2030年，雄安新区的建设和发展将初具影响力，初始人口在100万人左右，最高可达200-300万人。